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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成绩近期出来了,有考的好的,有考得差的,有能按照理想进入名校的,但是名校收的人,毕竟有限,还要相当一部分的人 要进入非名校,本人转下面这篇文章,送给今年高考不太理想的的考生. 我承认，我也有“名校情结” 新浪教育正在讨论“名校情结”，请我写一篇文章参与热闹。我犹豫了几天要不要写？因为如果我写，我就要说实话，而说实话，我就必须承认：我也有“名校情结”。 我是文革耽误的一代，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2岁了——后来没想到，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，告诉他们，一万年太久，不争四年，22岁上大学一样有出息，瞧我！ 我们当时可真没有选择啊。邓小平开放高考，给了我们机会，当时的青年人，只要能够上大学，就是幸运了，谁还敢有什么“名校情结”！事实上，在国家开放高考的前一年，1976年，我还曾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，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，完成我的大学梦呢！　 不幸的是，或曰幸运的是，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，我的这个梦想，遂没能得逞。　 上面是废话。但至少说明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并没有“名校情结”，而只有“我要读书”的高玉宝式“读书情结”。半夜鸡叫，我不用起来做工，但却要起来读书。啊，我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！　 我的大学是中央音乐学院，读的是音乐学系。在音乐学院里我痛苦地熬了五年——说是痛苦地“熬”，一点不假。我没有音乐天才，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，比如当时就已经展露头角的谭盾、叶小刚之流，那日子真是“相当”难受。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、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，就是不肯“奏”你一把，或被你“奏”一曲——她 play 你，or 你 play 她，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，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……唉，名校名校，如果没有名模垂青，有什么好！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，我被分配到了北大。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自信、位置、理想、以及俞敏洪、王强、包凡一等终生事业伙伴和朋友。我是幸运的，既然我没能在中国的顶级名校做一个学生，那我直接做个老师也不错！我在北大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，虽然北大的那些学者们同样瞧不起我这个音乐学院来的人。　 我们几个当年北大艺术团的朋友们每年都会聚集一次，每次见面，大家必定调侃英壮——当年在北大艺术团，他是一个演群众演员“匪兵甲”的龙套！ 名校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，是一个社会文明的灯塔。名校之所以是名校，就是因为它提出并不断创造着这个社会知识与良知的标准，因此才被这个社会奉为一种价值标准和心灵归宿。人们向往名校、崇尚名校、渴望进入名校学习深造、竭尽全力为进入名校而努力，完全是一种正常而值得鼓励的现象，是完美与和谐社会的人们精神追求蛋糕上的奶油。 我是幸运的。我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大学，恰好都是名校——但是，名校毕竟是有限的，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幸运进入名校的人，名校情结应该如何解开和结上呢？这方面我也有经验。　 且听我说下去：　 我1987年到美国留学，第二年转学去了加拿大，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。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，名叫：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。　 听说过吗？我估计你没有。　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。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，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，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。但是，这个学校在我心中，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，更加珍贵重要。因为，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，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, 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，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、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。　 而且，我在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最最难忘的经历——在这里，我的大儿子徐超诞生了。从此我获得了做父亲的责任与欢乐！ 我感激我的留学母校，她重新塑造了我，给了我本来没有的一切。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留学母校不是“哈佛耶鲁”而自卑，我为萨斯喀彻温大学培养了我这样的人才而自豪！　 假如你的母校是名校——为它骄傲吧！假如你的而母校是非名校——也为它自豪吧，而且要更加努力，以让你的母校因你而自豪。说到底，一个学校的知名度，主要是由它校友的成就决定的！ 在新东方做咨询和演讲十年，我经常要面对学生的“名校情结”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——“名校情结”没有错，错就错在把名校当作唯一的人生价值，当作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偶像，一旦进不了名校就自暴自弃，肆意挥霍人生自信和自尊、作践自己青春与才华，患上一种“丧失名校癫狂症”——这又是我发明的词汇。　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：“我在加拿大就读的学校并不有名，但这所大学对于我却是如雷贯耳，因为我毕业于那里……这所学校其实也就出了两三个世界级名